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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还不知道会人传人时 这医院已让戴口罩上班

2020-05-15 作者:zhangzhenwei 来源: 浏览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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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家规模不大的三级综合医院。

  在武汉早期确定的三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中,武汉汉口医院是唯一一家不具备传染病隔离硬件设施的医院。

  没有“三区两通道”,医务人员最多在实施手术和特定操作时戴上医用外科口罩,防护级别更高的N95口罩更不在考虑范围内。

  预先储备并启用防护物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家医院的医护感染。

  武汉疫情风险降低后,汉口医院全院确诊或疑似感染的医务人员相对较少,没有人因此死亡;前来支援的近270名广东医护人员零感染。

  1月初,当人们还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人传人”的疫病,只称这种病为“不明原因肺炎”时,院长陆家韬已经安排医院自费购买了6万个医用外科口罩,3万个N95口罩、上万套防护服和其他若干防护物资,要求全院员工戴口罩上班。

  陆家韬坦言,尽管预先提高了防护级别,他还是没料到疫情会如此猛烈和持久。1月底,病人数量猛增,医疗资源急速饱和。那段时间他近乎崩溃,只能依赖服药入睡。事实上,医院的每一名医务人员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奇怪的肺炎

  尚未确定不明原因肺炎“人传人”时,汉口医院的部分医生已有所警觉。

  最早的消息来自去年12月30日晚武汉市卫健委紧急召开的会议。会上,汉口医院医务部主任吕清泉得知,近期市内有几家医院收治了“不明原因的肺炎发热病人”,都与华南海鲜市场密切相关。

  武汉市卫健委要求各医院加强排查上报,做好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对肺炎病人应收尽收、提高警惕。会议一直开到12月31日凌晨。

  “不明原因”几个字让院长陆家韬下意识想到“非典”,那年他在武汉另一家医院负责筹建发热门诊。

  会议结束当天,陆家韬便组织呼吸科、ICU等重点科室成员开会,要求佩戴外科口罩,隔天要求全院所有科室执行。正在公休的呼吸科主任蔡志芳也被医院通知紧急返回。得知“不明原因肺炎”后,她首先考虑可能有传染性,只是没有充分证据。

  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休市整治。第二天,汉口医院接上级通知,成为继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之后第三家定点救治“不明原因肺炎”的医疗机构,重启此前因整修暂停使用的发热门诊。

  不同的是,另外两家定点医院都是传染病专科医院,而汉口医院是一家规模尚小的三级综合性医院,前身为铁路企业医院。陆家韬认为,医院之所以被选中,可能因为离华南海鲜市场仅约4公里,空床位也比较多。

  1月初,医院的疑似病例并不多,除了外来接收的一个病人,呼吸内科病区还排查出7个类似病例,医院设备科考虑要节约经费曾反对大量购买防护物资。

  陆家韬不放心,坚持购买6万个外科口罩,3万个N95口罩,上万套防护服,以及若干护目镜和面屏。

  对于汉口医院的医务人员来说,以前最多在实施手术和特定操作时戴上医用外科口罩,防护级别更高的N95口罩几乎从来没用过。“但我觉得还是要进(防护物资),担心其他医院之后也会用,就买不到了。”陆家韬说。

  几天后,呼吸内科疑似病例数量不断增长。蔡志芳回忆,部分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人甚至比隔离病区的病人“还重些”。一名低血糖病人收入内分泌科后,同样被发现疑似不明原因肺炎症状,且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密切关系。

  这类病人在当时无法被当作疑似传染病收入隔离病区,只能进入普通呼吸科病区。因为依据武汉市卫健委1月4日下发给各医院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除临床表现之外,必须具备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吕清泉说,这令医院的上报一度存在困惑、隔离缺乏依据。

  然而无论标准如何,医护人员的心里总绷着一根弦:在普通呼吸病区,他们也尽量将“不符条件”的病毒性肺炎与其他普通呼吸道疾病(如慢阻肺、哮喘等)病人分别收入不同房间。

  蔡志芳称,无论在哪个病区,只要确定为病毒感染性肺炎,医护人员都采取了抗病毒治疗和必要的呼吸支持。

  奇怪的是,所有类似症状的病毒性肺炎“总是好不了”。普通病毒性肺炎大概一周就能康复出院,此时,相似的治疗方法却迟迟不见效。蔡志芳曾向当地三甲医院的呼吸科专家求助,也无法得到理想答案。她只记得,专家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自己要做好防护”。事实上,除隔离病区之外,绝大多数科室仍在正常运转,更多医护只戴着外科口罩。

  1月14日,医院接上级通知,为扩大收治能力,将心内科整体搬迁至其他科室。15日,医院首次收治了一位年轻重症患者,吸氧时血氧饱和度仅为60%,抢救时医生有意识地单开了一间病房。

  医护感染了

  医院在1月17日出现首名院内医生感染,是一名呼吸内科医生。几天后,又有几名医护出现发热,随后均被确诊。

  李青林是其中一位,他一直在呼吸病区工作。1月上旬病人数量逐渐增多时,李青林自行戴上了N95口罩,他认为自己是在中旬近距离为一名重病人治疗时,被对方咳嗽时喷出的病毒感染的。

  陆家韬此时真正意识到新冠肺炎是人传人的。而呼吸病区当时设置的“三区两通道”(注:为隔离传染病人与易感者划分的特殊区域和通道)形同虚设:只用屏风阻隔,病人可以随时进出医生办公室。他立即要求重做。

  急诊科主任胡红平担心N95口罩数量不够、价格又贵,当时不舍得戴,被院感主任巡查时发现才“忍痛”戴上。他庆幸自己没有被感染,毕竟急诊时常也会接触发热病人。

  根据1月16日国家首次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确诊病例需要进行病毒全基因组测序。但确诊在当时很难,更像是一种摸索。

  疫情早期,流行病学史和病原学检测结果是医院隔离患者和上报病例的重要依据。

  一名医生讲述了某发热患者被收治的过程:由于“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令他被数家非定点医院拒绝收治,为了能顺利入院,他向汉口医院隐瞒了流行病学史,医生只能按照当时的标准将他收入普通病区。不久后此人被确诊,转入隔离病区。

  随着之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的不断改版完善,只要符合有关临床表现便可考虑为“疑似病例”。在此基础上,若再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可判断为临床诊断病例,通报时纳入确诊病例。

  “2019年年底还是流感高发季节,有很多人感染其他病毒后也会发热。”吕清泉称,在1月下旬逐步稳定使用试剂盒检测之前,医生判断的依据只有临床表现、实验室血象学检查、胸部影像学,以及呼吸道感染病原体十项检测排查(注:检测是否被其他已知病原体感染)。1月中旬,医生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影像学的共同特征,并尝试加以区分。在他印象里,曾有一对夫妻就因此从呼吸病区转到了隔离病区。

  1月中旬后,重症病人开始明显增多。吕清泉介绍,有人三天肺部就从正常变为“全白”。1月18日前后,医院发热门诊量翻倍,内分泌科停诊,全科人员支援救治。隔离病区从两个扩展到四个,三四天后就增加到七个。

  “那时已经非常确定很明显就是传染病,比宣传的传染性还要强一些。”内分泌科主任胡淑芳说。

  有进就要有出,但确诊难的另一面是出院标准的不确定。多名医生表示,在无法顺畅检测核酸之前,甚至“几天不发热、肺部在吸收就可以出院”,即使是院外专家队,当时也有类似的不成文标准。

  吕清泉大约从1月19日起每天不得不进入发热门诊协调“床位难”、“治疗效果不到位”等问题。

  至暗一周

  门诊主任黄邱敏回忆,自1月21日起,医院开始涌入大量的发热病人。有病人专门从远郊赶来看病,很多人甚至没有症状——他们接触过发热或咳嗽患者,希望在医院得到排查。

  就在前一天,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布了9家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包括汉口医院在内的早期三家医院维持不变,远城区又新增六家。汉口医院接到通知,全院整体转向,从此只收治新冠肺炎病人。有关记录显示,医院4小时内转运疏散了所有在院患者,当天停止所有专家门诊,门诊楼整体改造,设置出10个发热门诊。

  20日晚,发热门诊大约看了400多个病人,第二天、第三天的数字就上升到1500和1700,门诊大厅里挤满了人。输液架不够,医院临时在大厅座位上焊了几十根铁管作为替代。

  所有人先测体温和血氧饱和度,如果没有发现异常,医院就劝说他们回家观察;如果出现症状,再做血常规、影像学检查。

  但这件平时看似容易的事此时却变得无比棘手。黄邱敏说,由于病人太多,检查排队时间长,再加上身体不适,很多人开始发牢骚、投诉医院。

  医疗资源遭遇挤兑,即便被诊断为确诊或疑似病例,病人也很难分到病床。负责门诊救治的胡红平介绍,1月21日曾转来一批非定点医院的新冠肺炎病人,呼吸科其中一层楼的70多张病床一下就被填满了。病人收不进病房,发热门诊挤成了“堰塞湖”。抢救室内,没有床位的病人沿着墙边坐了整整一圈,抢救室外的走廊上,病人们歪在自带的躺椅和简易床上。

  病人太多,氧气很快不够用。医院的中央供氧系统出现压力不足,能用上氧气罐的病人被称作“幸运儿”,氧气表和氧气包几乎被瞬时领空,血氧饱和度降至80%的病人都排不上吸氧。

  吕清泉的电话号码不知何时被人公开,每天不断有人打电话“要床位”。他感到最难受的一次,家属的态度并不激烈,甚至对他的指点表示感谢,但第二天还是继续打。他在门诊大厅维持秩序时,有人哀求他不愿在门诊死,要死也要死在病房里;有人看到队伍太长,想放弃自己,同意把床位让给可能更有希望的后来者。

  “各种各样的心理,那时觉得,医生太渺小了,力量很弱,但每一个人的苦难又都是天大的事情。我做不到,他们的苦就会转到我的身上。”吕清泉说。

  1月23日上午10时,武汉全市封城,公共交通全部暂停运营。胡淑芳记得,有几个病人符合出院条件,但因为没车回家只能继续留在医院。

  她负责的呼吸病区有约70个病人,只有8个医生和16个护士管理,还要倒班休息。医护人员普遍体力透支,有护士下班,刚开始脱防护服就昏倒在地。

  全院转向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当天,保安、保洁甚至部分食堂工作人员突然不来上班了。医护人员下班后,不得不自己拎着医疗垃圾下楼,电工也临危受命变成了厨师。

  负责给医护排班的吕清泉尤其担心再有人倒下,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他曾看过一个本子,记录了所有检查过CT和血常规的医护名字:“好多好多名字,但没有人跟我请过假。”

  肌肉酸疼、喉咙发干的时候,吕清泉就赶紧喝连花清瘟。他后来认为发现了规律:感染者几乎都是在熬夜最狠、免疫力最差的阶段开始发病。

  胡红平形容这是一场“遭遇战”:“你不知道敌人有多凶残,反正既然来了你就上,你就干。”

  万幸的是,医院从未出现“防护裸奔”的窘境。即便在疫情最严峻时,国家调拨的防护物资曾一度无法满足汉口医院迅速增长的需求,医院的早期库存还能及时弥补缺口。

  解决氧气和院感

  1月24日(除夕)和28日(大年初四),根据国家卫健委的统一部署,广东省先后派出两批援鄂医疗队,其中近270名医护人员接管了汉口医院危重症患者最多的两个病区。

  他们到了医院后发现,医院的中心供氧系统已经近乎崩溃。

  广东一队医疗组组长、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陈爱兰介绍1月底、2月初的情形时称,中心供氧系统容量有限,当病人们同时开动吸氧,呼吸机根本无法使用,危重症吸不到足量氧气,这部分人占患者总数的10%-15%。

  例如,危重症患者的吸氧浓度需达到10L/分,但中心供氧系统只能提供2-4L/分。系统的设计考虑是30%的病人有吸氧需求,而在“战时状态”,全院需要吸氧的患者比例高达80%,更不用说患者总数也比平时多——医院原有床位近390张,加床后实际收治患者420-430人。

  汉口医院的供氧工人回忆,用氧高峰时,中央供氧系统设置的压力值已经逼近国家规定的极限峰值,如果继续增压,可能出现爆炸风险。

  氧气罐的供氧浓度倒是可以达标,不过早期供应量不够。对于危重症患者来说,平均2小时就要更换一瓶氧气罐。从楼下将上百斤重的氧气罐搬进病房,至少耗时15分钟,更换期间的氧气浓度也难以保证。

  广东医疗队甚至想办法采取两路、甚至三路同时供氧的方法,先后紧急调配了百余台制氧机和若干储氧面罩,尽量保证危重症的需求。

  一名66岁患者的家属称,老人1月23日入院后吸氧量不够,血氧饱和度顶多达到80%,由于呼吸急促,一步路都走不动,去世前也没能下楼复查CT。

  另一大难题在于院感防控、避免交叉感染。院长陆家韬坦言,作为一家三级综合医院,临时改造为传染病医院的最大困难,在于建立并严格执行“三区两通道”。改造前,病人和家属甚至可以直接走进他的办公室询问床位,他觉得“病毒到处都是”。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控制办公室主任陈祖辉刚来时就发现,医院的污染区、缓冲区和清洁区改造并不规范:不同区域之间的隔断门与两侧墙壁接合处密封不严,他形容“站在清洁区可以感受到病区里的穿堂风”;由于人手不足,缓冲区的医疗垃圾无法得到及时分装和转运,溢出的垃圾占据了半个房间;缓冲区没有照明灯,医护人员只能靠透进房间的余光脱掉被污染的防护设备;病区的空气和地面环境难以做到定期清洁和消毒等等。

  于是陈祖辉和几位广东感控专家亲自指导重建。但当修到最靠近病区的一扇门时,工人曾因害怕感染而罢工。他们再三确保安全防护,反复沟通了几天才劝回工人。

  流程尚未规范时,陈祖辉等人还要负责分拣清理溢出的医疗垃圾——这是可能触碰院感红线的工作,但没人比他们更有经验。回忆起这段经历,从事十年感控工作的陈祖辉戏称自己是“包工头”和“搬运工”。

  2月初,分区改造顺利完成。大约十天的培训和实际操作后,医护人员逐渐适应了院感防控工作,各项操作有序开展。

  截至3月21日,汉口本院感染新冠肺炎(含确诊、临床诊断、疑似病例)的人数较少,且多于分区重建前感染,无人死亡。广东医疗队零感染。

  重新成为普通医生

  随着疫情逐步好转,为了尽快满足其他患者的就医需求,根据武汉市要求,汉口医院3月20日恢复正常医疗秩序,各项专科陆续开诊。

  医院数据显示,疫情期间,门诊诊疗量达15649人次,收治患者1277人,其中危重症患者501人。副院长王琼娅介绍,截至3月下旬,汉口医院感染医护人员全部出院,大部分人已度过隔离期,并重返了工作岗位。

  吕清泉终于可以放下手机,安安静静地吃一顿饭了。两个多月来,他瘦了16斤,最忙的时候,五天四夜只睡了两个小时。

  但他依然担心疫情反弹。正常开诊后,就诊病人均需测量体温和出示健康码,如需住院,不仅要经过严格检测,还要在缓冲病房接受观察,“确保完全排除新冠肺炎”。令人头疼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等,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排除法。

  陆家韬曾因焦虑无法入睡,服用了一个多月的药物,如今终于停药了。不过他对医院的防护要求仍未松懈:对于密切接触发热病人、呼吸系统疾病的科室,继续要求全天佩戴N95口罩,其他科室及机关部门人员则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感染新冠肺炎后的治疗和康复时间相对较长。最早感染的李青林,病情曾反复加重,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才平稳。出院后康复近一个月,还会时常感觉胸口不适。

  胡淑芳也是重症,近半个月的治疗后,她的血氧饱和度和体温才得到较好的控制。医院恢复正常后的第一天,她就准时开放了专家门诊,从临时呼吸二病区主任重新成为内分泌科主任。

  她说,中国医生最能吃苦,最不怕累,她只是在做自己该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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